中共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来了，然后呢？路，才刚刚开始。



中共《促进法》选择“重申”而非“重建”，简单地指向那个可能本就运转不畅的旧有体系，这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实质性的改变？

新法出台

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终于出台了，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，在舆论场上激起了不少涟漪。

立法本身无疑是个大动作，毕竟“民营经济”这四个字的分量，在当下中国的经济版图和社会生活中，没人能否认。

高层反复强调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现在又有了专门的法律背书。

但多年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，法律文本是一回事，现实运行往往是另一回事。

我们发现，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很多意在约束不当行为、包括潜在的政府干预的条款，其法律后果最终指向的还是“依法”处理。

这本身没问题，法律体系本就该相互支撑。可问题在于，“依法”的那个“法”在实践中是如何被解释、被执行的？

是所有市场主体真的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面对同一套规则，得到同一种对待吗？

还是说，依然存在着某种“身份”上的隐形差异？

“依法”的困境

我们清楚的是，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本身并不是独立的处罚依据，它更像是一个指引，将具体的惩戒权力交回给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反垄断法》等现存的法律框架。

该罚的，依据原有法律本就该罚。

这种安排的潜在问题是显而易见的。

如果说，那些损害民营经济的行为，本就已在现有法律的规制之下，那么现实中挥之不去的困境（如选择性执法、地方保护、隐性壁垒），恰恰说明了原有法律体系在执行层面的不足或扭曲。

如今，《促进法》选择“重申”而非“重建”，简单地指向那个可能本就运转不畅的旧有体系，这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实质性的改变？

这是否回避了真正的难题——即如何确保那些既有的“法”能够被公正、有效、不打折扣地执行，尤其是在涉及到权力制约和政府自身行为规范时？

更进一步说，这种路径依赖，是否会让这部《促进法》沦为一种“立法上的表态”？

它满足了程序上的需求，传递了某种积极信号，但在具体的约束力上却可能显得绵软无力。

毕竟，若处罚的依据、标准、程序乃至最终裁量权都没有本质变化，那么仅仅多了一部“指引性”的法律，对于那些在复杂政商关系中早已游刃有余的潜规则而言，又能构成多少真正的威慑？

它更像是在呼吁一种理想状态，却未能提供足够坚实的工具去锻造它。

这部法律的象征意义，似乎远大于其可能产生的直接法律效果。

落地之间

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去谈论法律。过去这些年，民营企业经历过高光时刻，也感受过阵阵寒意。

政策的钟摆、执法的尺度、市场的“玻璃门”、“旋转门”……这些东西塑造了企业家的真实体感和预期。

一部法律的出台，能否真正扭转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改变一些由来已久的习惯性做法？

比如，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、项目审批、资源分配时，能否真正做到不偏不倚？

当民企与国企、或者与政府部门发生纠纷时，天平是否能真正保持水平？

当遭遇不公时，寻求救济的渠道是否真的畅通且有效？

执行层面的决心和能力，可能比法律条文本身更牵动人心。

说到底，信心这东西，不是靠一纸法律就能“促进”出来的。

它是过往经验的积累，是对未来稳定性的预期。这部法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，一个新的观察窗口。

它更像是一个官方的“承诺书”，承诺要为民营经济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。

但承诺能否兑现，承诺的分量有多重，还需要时间和无数个具体案例来检验。

民营经济的活力，关系着就业、创新、税收，最终也关系到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。

它的兴衰，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，也是社会问题，甚至关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信任基础。

且看未来

所以，这部法律出台了，很好。但兴奋过后，更多的是冷静的观察。

它会成为那根撬动现实改变的杠杆，还是仅仅停留在“看上去很美”的层面？

我们每个人，无论是企业家、打工人还是消费者，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和见证着这个过程。

历史会给出答案，而在此之前，不妨多一份审慎的关注，少一些轻率的断言。

路，才刚刚开始。